《龍藏經》是中華民國的鎮國之寶。《龍藏經》特展: 清宮典籍 · 線上導讀
《龍藏經》：皇權、信仰、藝術的
--展覽概述--
康熙六年（1667），在太皇太后孝莊文皇后的慈諭與方甫親政的康熙皇帝推動下，清宮啟動一項規模浩大的佛教文化工程——修造泥金寫本藏文《甘珠爾》（bka’ ’gyur），此即世人所熟知的《龍藏經》。這部鉅作耗費鉅資，動用無數頂尖藝匠與高僧參與，歷時兩年方成，旨在祈求皇圖永固、帝道遐昌，並以此鞏固當時滿蒙間的政治與宗教聯盟。
本特展嘗試突破過往僅簡單展示經葉及護經板的框架，首度於故宮北院將《龍藏經》結合其全套裝幀配件完整呈現，並結合故宮同仁近年的針對各部分所進行的檢測分析與比對研究。將視角從單純的文獻典籍，提升至「總體藝術品」的高度，引領觀眾層層解構這部曠世經典。
從磁青紙上莊嚴的泥金經文，到繪有精細壇城的護經板；從層層包裹、繡工卓絕的黃緞織花經衣，到色彩斑斕的五色經簾，每一處細節皆是清初宮廷工藝的極致展現。展覽亦將並陳與之相關的明代內府的御製經典、亦於清代製作的《諸品積咒經》、《乾隆甘珠爾》、乃至形制相近的滿文藏經，藉以呈現皇室信仰在不同朝代與語文間的流轉與傳承。
這是一場關於皇權威儀與虔誠信仰的對話，也是一次穿越三百餘年時光，重新凝視盛世工藝巔峰的視覺饗宴。
Exhibition Statement · English
A Symphony of Imperial Power, Belief, and Art in a Golden Age
In the 6th year of the Kangxi reign (1667), under the benevolent directive of the Grand Empress Dowager Xiaozhuang and the newly enthroned Kangxi Emperor, the Qing court initiated an ambitious Buddhist cultural undertaking: the production of a deluxe gold-inked manuscript of the Kangyur in Tibetan script. This monumental project, widely known as the Tibetan Dragon Canon, was conceived as a devotional act to pray for the enduring stability of the imperial realm while also serving to consolidate the political and religious alliance between the Manchu and Mongol elites.
This special exhibition moves beyond the conventional display format that isolates individual folios and scripture protecting boards. For the first time at the Northern Branch of the National Palace Museum, the Tibetan Dragon Canon is presented in its entirety together with its complete set of mounting components. By shifting the interpretive framework from a textual artifact to a total work of art, the exhibition invites visitors to engage in a layered deconstruction of this unparalleled masterpiece.
From the solemn gold-inked sutra text on indigo-dyed paper to the scripture protecting boards intricately painted with miniatures; from the richly embroidered yellow satin sutra wrappers to the vividly colored five-hued sutra curtains, every detail exemplifies the consummate craftsmanship of the early Qing imperial workshops. Through related works, the exhibition traces the transmission and transformation of imperial religious devotion across dynasties and linguistic traditions.
This exhibition is both a dialogue between imperial authority and devout faith, and a visual feast that transcends more than three centuries, inviting viewers to reexamine the pinnacle of craftsmanship achieved during a flourishing 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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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龍藏經》與「甘珠爾」
據《秘殿珠林初編》卷二十四記載：「太皇太后欽命修造，鑲嵌珠寶、磁青箋、泥金書、西域字龍藏經一部，共一百八本，內有釋迦牟尼佛口授口傳諸經。」此段記錄明示《龍藏經》的源流特色——其屬藏文「甘珠爾」（bka''gyur）經藏，「甘珠爾」意為「佛語之譯」，指翻譯為藏文之釋迦牟尼佛口授口傳諸經，即經藏與律藏。
相較於一般為普傳而雕版製作的「刻本」，《龍藏經》作為一部「泥金寫本」，展現出其無與倫比的宗教與歷史價值。
Prelude · English
The Tibetan Dragon Canon and the Kangyur
According to Volume 24 of the Midian zhulin chubian (First Series of the Precious Collection of the Secret Hall), the Grand Empress Dowager imperially commissioned a set of the Dragon Buddhist Canon in Western Regions script (Tibetan), comprising 108 volumes, written in gold ink on indigo paper and inlaid with jewels. This record defines the Tibetan Dragon Canon as part of the Kangyur (bka' 'gyur) canon. Kangyur translates as the translation of the Buddha's words, referring to the sutras orally transmitted and taught by Shakyamuni Buddha, encompassing the Sutra Pitaka and Vinaya Pitaka.
Compared with standard block-printed editions produced for widespread dissemination, the Tibetan Dragon Canon is a gold-ink manuscript of unparalleled religious and historical value.
本單元精選展件延伸說明
走近《龍藏經》的皇家工藝
《龍藏經》黃緞織花袷經衣
藏經衣上的團龍
團龍，是將龍身盤繞收束成圓的紋樣。龍紋非一開始便作此形，早期的龍多取行走、奔騰之姿，舒展於袍服與器物之上；要將一條龍「收」進圓形，對形體有極高的掌控。這面明黃色的織金妝花緞，曾深藏於《龍藏經》黃緞織花袷經衣的夾層之間。
攤開細看，緞面以金線織出七團正面坐龍：龍頸於頭頂彎成環狀，龍身側捲於下，四足向四方伸展，外緣環以火焰紋，團團如日。這種「圓」的秩序，本身即是皇家紋樣的華麗與莊重。
與〈明熹宗坐像 軸〉的團龍對讀
正面的團龍出現得較晚，成熟於明代宮廷、專屬皇家的視覺語彙。當它織入一部藏文佛典的外裝，原本象徵世俗皇權的紋樣，轉而成為護持神聖佛語的莊嚴供養。七團龍與《龍藏經》一百零八函相互呼應，可見皇家對這部經典的鄭重與虔敬。
若將這面妝花緞上的團龍，與院藏〈明熹宗坐像 軸〉胸前所繡的團龍並置細看，可見兩者形制高度相似：龍頭旁分飛而出的四道彩色鬚髮、頸項間團繞盤結的龍身、鱗甲之間留出的倒水滴形空間，乃至連續排列的白色背鱗、龍眉與略帶方肩輪廓的雙頰。差別僅在設色——明熹宗胸前團龍以藍為體，妝花緞則織為金龍。
經簾行龍與明代帝王坐像的呼應
同樣的承接關係，也見於《龍藏經》的五色經簾。經簾上呈上行之姿的雙龍，其搶珠構圖與院藏〈明穆宗坐像〉屏風上的「雙龍搶珠」形象雷同；經衣所織四向如意雲頭紋與 S 形連續雲紋，亦近似〈明神宗坐像 軸〉紅底織金雲紋地毯的作法。合觀行龍、團龍與雲紋，可見《龍藏經》經衣、經簾的紋樣設計，與明代中晚期宮廷的裝飾語彙關係緊密。
圖像對讀
團龍、行龍與明代宮廷圖樣
以下圖像分別呈現帝王服飾上的團龍、不同底色的雙龍搶珠紋，以及經衣與織品上的龍紋細節，作為閱讀「藏經衣上的團龍」說明時的輔助對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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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穆宗坐像 軸〉明代帝王坐像上的團龍紋，可與藏經衣圖樣對讀。
〈明孝宗坐像 軸〉龍袍胸前的龍團圖案（局部）
〈明熹宗坐像 軸〉 龍袍胸前的龍團圖案（局部）
龍藏經〉 黃地經簾行龍圖案
〈龍藏經〉 藍地經簾行龍圖案
〈龍藏經〉 白地經簾行龍圖案
〈明穆宗坐像 軸〉 畫中屏風雙龍搶珠形
龍藏經全函
製作《龍藏經》的相關背景
主事者與參與人員
孝莊太皇太后首倡，並在康熙皇帝支持下展開。駐京內廷高僧厄木齊（Emuci）、墨爾根綽爾濟（Mergen Corji）及喬伊普勒格隆（Coipul Gelung）三人主持與監造；內總管大臣米思翰、巴喀、吐巴、海喇遜等人則率領各衙門負責物資採辦與調度。
實際參與繕寫經文與繪畫的喇嘛、班第、巴克什共計 171 名。寫經告竣後，論功行賞的僧人共有 127 人，分為一等 43 人、二等 35 人、三等 49 人。
製作時間與經費
最晚於康熙六年八月初七日即已動議並開始準備寫造工作。正式抄寫始於康熙六年九月十七日，於康熙八年（1669）三月二十四日繕寫完竣，歷時約一年半。單是預估採買寫經所需的「飛金」，便需花費白銀三十七萬一千一百七十兩五錢；若加上繪製佛像的耗金與其他雜支，開銷更為龐大。
材料與資源
紙張與黃金：經文主體採用特製的深藍色「磁青箋」，共需經頁五萬又三百張。書寫使用的「泥金」由飛金研磨而成，共需飛金 38,265 塊；內護經板上 756 尊佛像及大小板子的繪製，另需金粉 1,782 兩。
絲織綢緞：裝幀用的織品皆為頂級「上用妝緞」。太皇太后特諭江寧、蘇州、杭州三處江南織造局暫停官用妝緞的織造，全力趕製《龍藏經》的配件，包括七龍綢布佛經包袱 108 件、五色護經簾 1,080 件與各類綑經帶。
各式寶石：內護經板的鎏金龕門及半滿瓔珞上，鑲嵌東珠、珊瑚、綠松石、青金石等珍貴寶石；為求色澤中看且撙節黃金，固定龕門等裝飾的金屬釘特別採用紅銅成造，再施以釘鉚鎦金處理。
龍藏經 祕密部 第十一函 藥師佛 སྨན་བླ 內護經板鎏金龕門與珍貴寶石鑲嵌細節
秘密部Ka函 Volume ka, Tantra Section
《龍藏經》滿藏文康熙皇帝御製序
Preface of the Kangxi kangyur by Kangxi Emperor
《龍藏經》於康熙八年三月二十四日抄寫完峻，同年十月康熙皇帝奉太皇太后之命為《龍藏經》作序，亦以泥金繕寫為滿、藏兩種文字，冠於《龍藏經》首函（Ka 函）卷首，其中滿文五頁，藏文三頁。滿文題名「大藏寶經序（ambabaktaniboobai gung nisioi）」，藏文題名「大法藏甘珠爾序（chos kyi gter mdzod chen po bka''gyur gyi bris sbyang）」。
《龍藏經》滿文康熙皇帝御製序
《龍藏經》藏文康熙皇帝御製序
「康熙八年
十月吉旦，太皇太后令造甘珠爾寶經迄，頒降慈旨，命朕作序卷端，朕遵懿旨敬序曰：夫帝王秉道傳心，垂範典則，其顯揚有象，闡如來密意，以佈教立法，皆賴無形之佑助也。」
「太皇太后燕居之暇，令人查看府庫，有佛說甘珠爾寶經二千四百五十七卷一百零八函，名為甘珠爾，由西域請來，已有年矣。乃降懿旨，重以金字寫造，使大教輝光，妙筆綴珠，令佛顏耀彩。」
康熙皇帝御製序（胡進杉 譯漢，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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龍藏經 祕密部 第十一函 上內護經板
Tibetan Dragon Canon, Tantra Section, Vol. 11 (Da), Inner Front Cover Plank
第一單元
--殊勝龍藏--
清
黃緞織花袷經衣夾層
龍藏經秘密部Tha
函
國寶
故藏000064
製作背景及發現經過
此經衣是《龍藏經》的重要裝幀配件。據滿文《總管內務府檔案》記載：康熙六年九月二十七日，太監劉忠、牛志奇轉達太皇太后懿旨，命內務府大臣巴喀、吐巴負責，並指定發交至江南省的三處織造局進行製作。檔案中明確指示需「以金線、絨線織造七龍綢布佛經包袱一百零八件」。
這批珍貴織品在完成後，隱藏於黃緞經衣夾層中封存近三百四十六年。直到民國一百年（2011）策劃《龍藏經》特展時，因研究人員在檢視過程中偶然發現縫合處脫線開口，才讓經衣夾層重見天日。
裝幀結構與織造特色
在《龍藏經》極盡考究的裝幀中，經典由內而外共有十件護經裝潢。包覆經葉的經衣共有四層，最內層為「黃素絹經衣」，第二層為「黃棉布經衣」，第三層便是此「黃緞織花袷經衣」，最外第四層則為「黃棉被經衣」。
隱藏於經衣夾層中的「七龍綢布佛經包袱」，故宮將其正式定名為「明黃地團龍如意雲紋織金妝花緞」。受限於當時織機的幅寬限制，此經衣並非一體成型，而是由三段各寬近70公分的黃地絲綢組合而成。工匠採用極為精湛的「拼幅對花接縫」技術，將三段絲綢完美拼接，使圖案連續不中斷。織造材料確實嚴格遵照懿旨，採用高貴的金線與絨線進行妝花交織。
七團龍的圖像特色
此妝花緞以代表皇室的明黃色為底，採金色線織出七塊顯目的「團龍紋」。團龍四周縝密地裝飾象徵祥瑞的如意雲紋。經院內研究人員比對發現，團龍圖案與院藏《明熹宗坐像》中明熹宗所穿著龍袍上的龍紋展現出極高的相似度。
此發現具重要藝術史價值，說明康熙朝初期在宮廷器物與織品的裝飾紋樣上，仍大量沿襲明代的圖案風格。這不僅反映了時代的相近性，更為歷史上「清承明制」的論點提供具體的實物證明。
宋人 貝經清課 軸
故畫000162
一位深目高鼻、身戴耳璫、臂釧、手環、與腳釧的印度面貌僧人，身披袈裟，赤足坐於藤椅上，手持一部棕櫚葉原形貌之貝葉經，外以細繩綁縛。印僧左側侍者正為桌上香爐添香，後方則有奇石與棕櫚樹。
緬甸貝葉經（經藏：長部，大品義注）
48.6 x 5.8 x 13.1cm
盧鐘雄先生贈／贈善025811
此部緬甸字體貝葉經典屬巴利文《經藏》中《長部‧大品》的「義注」（aṭṭhakathā），《大品》共含十部經典，南傳佛教傳統認為「義注」是由覺音（Buddhaghosa）纂輯前人註釋文本而成。此部緬甸貝葉經函為緬文與巴利文對照作品（Nissaya），跋文未記年代。
清 《龍藏經》藏文康熙皇帝御製序
33 x 87.5 cm
國寶
故藏000019
《龍藏經》於康熙八年三月二十四日抄寫完峻，同年十月康熙皇帝奉太皇太后之命為《龍藏經》作序，亦以泥金繕寫為滿、藏兩種文字，冠於《龍藏經》首函（Ka函）卷首，其中滿文五頁，藏文三頁。滿文題名「大藏寶經序（ambabaktaniboobai gung nisioi）」，藏文題名「大法藏甘珠爾序（ཆོས་ཀྱི་གཏེར་མཛོད་ཆེན་པོ་བཀའ་འགྱུར་གྱི་བྲིས་སྦྱང། chos kyi gter mdzod chen po bka’ ‘gyur gyi bris sbyang）」。
「康熙八年十月吉旦，太皇太后令造甘珠爾寶經迄，頒降慈旨，命朕作序卷端，朕遵懿旨敬序曰：夫帝王秉道傳心，垂範典則，其顯揚有象，闡如來密意，以佈教立法，皆賴無形之佑助也。而於上智，名雖有異，其旨不二，斯乃德化無間內外，恩澤遍霑幽明之故也。
深惟太祖高皇帝弘仁溥恩肇基立極，太宗文皇帝崇德善謀纘承大統，無不敬順天心符應佛志，神功廣宣，猶天理之運行，仁性流敷，若道輪之循環，總聚天人殊樂，綿衍累世景福。聖祖母昭聖慈壽恭簡安懿章慶敦惠溫莊康和太皇太后，懿德應天，慈心闡衍佛志，撫育皇考世祖章皇帝。皇考天縱神聖，稟性仁孝，一統天下，和輯九州，以佛心行堯舜之道，遂能廣宣政教，利樂臣庶。
太皇太后燕居之暇，令人查看府庫，有佛說甘珠爾寶經二千四百五十七卷一百零八函，名為甘珠爾，由西域請來，已有年矣。乃降懿旨，重以金字寫造，使大教輝光，妙筆綴珠，令佛顏耀彩。朕欲開宏聖道，顯揚德光，但空無之旨，極細至微隱晦難曉，恍惚渺茫莫究其底，然靈心知其梗概，夫至道顯著，本於精微，聖教宏集，起自幽隱，為獎勸慈悲之道，普宣自他利益，令教化流布，國泰民安，故敬承慈旨，序其大略云爾。」(胡進杉 譯漢)
大清重刻龍藏彙記
24.5×27 cm
贈善029331
漢文《龍藏》是雍正皇帝於雍正十一年（1733）下令於北京賢良寺設藏經館而開雕的官版藏經，乾隆三年（1738）竣工，歷時六年完成。因經頁邊欄飾有龍紋而稱《龍藏》，又稱《清藏》或《乾隆版大藏經》。自宋至清，木刻漢文大藏各代頻出，唯《龍藏》經版保存至今，原存武英殿，後移藏於柏林寺。
--法寶莊嚴--
《龍藏經》之所以被視為清宮工藝的集大成者，在於其令人嘆為觀止的裝幀藝術。本單元旨在引領觀眾深入品味這套「佛典金裝」的物質細節。展覽將打破過往展陳方式，完整呈現包裹經葉的繁複層次：從最外層的黃棉被經衣、繡有七團龍紋樣的黃緞織花袷經衣，到細緻的五色經簾，每件織品皆蘊含守護法寶的深意。
除了織繡工藝，護經板本身的製作更是結合漆藝、金屬鑲嵌與彩繪等不同技術。外護經板上銘刻的各類真言，並非單純裝飾，而是蘊含宗教深意的殊勝結界。內護經板邊框的描金「八供」與「五妙欲供」，以及經葉側面所繪八吉祥圖案，均展現出清宮對法寶經函的高度尊崇與精妙設計。
清 外護經板
縱36.5 cm；橫92.2 cm
故藏000097
在《龍藏經》之前，藏文《甘珠爾》的護經板面未曾見刻寫以咒語的形式，多是裝飾以吉祥圖案或佛像（如本展所展出的院藏永樂版《甘珠爾》經版），《龍藏經》外護經板所刻的咒語，構成保護神聖佛語的第一道屏障。這些咒字的選擇與排列，並非一般吉祥語彙的堆砌，而是精準引自一部在藏傳佛教中相當重要的特定密續－《清淨一切惡趣續》（Sarvadurgatipariśodhana-tantra / ngan song thams cad yongs su sbyong ba'i rgyud）。
此部密續的核心是以「遍知毗盧遮那佛」（Sarvavid Vairocana）為主尊的五方佛壇城。經板上的咒字佈局並非隨意為之，而是此壇城的聲音表徵，將視覺壇城轉化為銘刻於實體經板上的神聖結界。使得護經板本身即成為壇城載體，其功能便是淨化一切可能玷污神聖佛語的內外障礙。
清 內護經板
《龍藏經》的圖像系統不僅是清初宮廷藝術的巔峰之作，它承前啟後，更確立一套具權威性與規範性的「皇家佛教圖像範本」。其建立的圖像範式與神祇組合，成為後續清宮一系列佛教藝術工程的母本與參照標準，其影響力貫穿整個清代。這包括康熙晚期刊印的《蒙古文甘珠爾》、乾隆朝仿製的《藏文甘珠爾》，乃至乾隆時期興建的「六品佛樓」（如梵華樓、寶相樓）中的佛像與唐卡佈局。
目前有關喜馬拉雅藝術研究中，最常被引用的圖像學文獻之一為《五百佛像集》（bris sku mthon ba don ldan），該圖集主要基於十七世紀覺囊派大師達惹那他（Tāranātha）所編纂的《本尊海成就法寶源》（yi dam rgya mtsho'i sgrub thabs rin chen 'byung gnas，簡稱《寶源百法》），以圖文對照的形式記錄各傳承的主要本尊。
《龍藏經》在兩大維度上超越《五百佛像集》。一是年代：《龍藏經》完成於康熙八年（1669年），其圖像繪製年代比十九世紀方集結成冊的《五百佛像集》早約兩百年，至今仍是現存傳世最早、且保存最為完整的佛經經板彩繪實體作品。其次是數量：相較於《五百佛像集》，《龍藏經》上下護經板完整收錄756尊彩繪圖像，即使扣除重複名稱後，亦有526尊，構建成更為龐大的神祇網絡。
《龍藏經》的護經板圖像也展現清初宮廷傾國力打造的極致工藝，非蒙藏地區一般寺院所能動員：圖像採用稀有天然礦物顏料，周圍龕門均飾以泥金，使畫作歷經三百餘年依然色澤沉穩且金碧輝煌。在藝術風格上，它展現「漢藏融合」的特色：神祇的姿態與法器嚴格遵循藏傳佛教的傳統規範，但在背景的祥雲、花卉及服飾褶皺處理上，融入清宮繪畫的漢式風格。除細緻的工筆彩繪外，經板諸尊像更鑲嵌各式珠寶作為嚴飾，如此華麗的工法，亦唯見於清宮。
-法海六部--
《龍藏經》共一百零八函，收錄經典一千零五十七部，其編排體例沿襲明代永樂版《甘珠爾》，結構嚴謹。本單元將解析其分部架構，依序介紹「密續部」、「般若部」、「寶積部」、「華嚴部」、「諸經部」與「律部」等六大部類，展現此浩瀚法海的豐富面貌。
為了讓觀眾能跨越語言隔閡，領略經藏的奧義，本單元搭配精選院藏明永樂、宣德及弘治年間的漢文泥金寫本佛典對照展示。透過漢、藏經典的並列對話，觀眾不僅能比較不同文化間的寫經風格，更能從熟悉的漢文經典中（如《金剛經》、《華嚴經》、《楞伽經》），找到與藏文佛典相應的法義連結，見證佛教義理在漢藏文化中的交融與流轉。法海六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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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乘經咒
11×8.7 cm
故佛000704
明代內府的寫經活動十分頻繁，這類泥金寫本在材質、裝幀與圖像風格上皆具顯著宮廷特徵：
《大乘經咒》寫卷採用磁青紙，以泥金小楷書寫，採經摺裝（院藏此本在乾隆年間重新裝裱）。經文前多錄有永樂皇帝的御製序。多數經文或咒語前皆配有泥金繪製的佛教尊像，畫風具明顯漢藏融合風格，且主尊即是其後真言的主尊，圖文關係緊密。
插圖中的諸佛尊像，其外袈裟上繪有繁密的花朵紋。此裝飾傳統早期見於十一世紀的局部西藏壁畫，至十四世紀上半葉於西藏逐漸流行，並在明洪武年間（十四世紀下半葉）開始影響漢地宮廷佛典插圖，這項圖像學特徵標誌著當時漢藏兩地的藏傳佛教藝術已發展至同步水準。明廷泥金寫本佛典插圖中的地面大量採用菱形格紋飾，此非藏傳佛教藝術的要素，而是漢地傳統表現淨土的樣式。
《大乘經咒》卷三收錄的《文殊真實名經》，錄有〈大明太宗文皇帝御製真實名經序〉，落款時間為永樂九年七月十五日。經文內容為釋智的譯本，與「永樂北藏」中的版本相同。藏經題記雖將釋智記錄為元代，但實為西夏僧人，此漢譯本係依藏譯本而譯。
大寶積經
每半葉框30.4x14.5 cm
故佛000343-000352
此一百二十卷漢譯本《大寶積經》共四十九會，每會皆為一部獨立經文，為唐代集新舊譯本之合編：前二十三會源自魏晉南北朝時期多位譯師之譯作，後二十六會為唐武后時期抵華的南印度僧人菩提流志所譯。
此內府泥金寫本採經摺裝，每卷一冊，十冊一函，共十二函一百二十冊，各摺頁均採類同藏經之六行十七字版式。以台閣體楷書寫於羊腦牋上，各函首冊皆有經牌贊及佛說法圖，末冊末頁則有護法韋馱像，卷一卷首有大明宣德五年二月初三日〈御製大寶積經序〉，扉畫後則有唐睿宗〈大寶積經序〉。
明代僧人明河所撰《補續高僧傳》中，載有明初華嚴宗高僧慧進（追認為華嚴宗第三十三祖）之生平記述，內容大多源引天順元年（1457）禮部尚書胡濙（1375-1463）所撰《棲岩法主大師塔銘》。慧進早年為永樂帝召問《楞嚴經》大意，敕賜紫衣，命住持南京天界寺，並於靈谷寺參與編纂《大明三藏法數》。後隨永樂帝遷都北京，住海印寺，奉旨於該寺主持《永樂北藏》之雕印。永樂曾應其所請，「親製經序十三篇。佛菩薩贊跋十二篇。」後敕贈慧進「梵相釋迦、刻絲觀音、水晶數珠、七佛之偈。」至宣宗時，「待以國老，」令其負責「對寫金字《華嚴》、《般若》、《寶積》、《涅槃》四大部經。」據此，本院所藏此部《大寶積經》與另一部同款《大涅槃經》四十卷泥金寫本（另附兩卷《大涅槃經後分》），應皆由此位華嚴宗高僧所主持抄寫完成。
楞伽阿跋多羅寶經
每半葉框20.5x13 cm
故佛000415
此永樂十六年（1418）內府泥金寫本，為南朝宋求那跋陀羅（394-468）所譯的四卷本。四卷分抄為四冊，經頁材質為羊腦牋，卷端題：「楞伽阿跋多羅寶經卷第一」（餘冊依序而書），封面封底皆繪有風格獨特之細緻八吉祥圖飾。
《楞伽阿跋多羅寶經》，簡稱為《楞伽經》，又名《入楞伽經》、《大乘入楞伽經》，「楞伽」（Laṅka）為山名，「阿跋多羅」（avatara）為梵文音譯詞，乃「進入」意，意指佛陀入楞伽山說法而成此部寶經，為大乘佛教重要經典。
各冊卷前扉畫皆為構圖相同之「佛說法圖」與「經牌」。經牌底座飾有蓮瓣紋與圓輪紋，長方形碑題「六合清寧，七政順序，雨暘時若，萬物阜豐。億兆康和，九幽融朗，均躋壽域，溥種福田。上善攸臻，障碍消釋，家崇忠孝，人樂慈良。官清政平，訟簡刑措，化行俗美，泰道咸亨。凡厥有生，俱成佛果。永樂十六年四月十七日。」八十二楷字，長碑上方有一如意雲龍蓋頂，左右側亦各有一如意雲龍朝上方盤踞。
--經板壇城--
在《龍藏經》的上、下內護經板上，繪有現存年代最早、數量最豐、技法最精的藏傳佛教彩繪圖像，共計七百五十六尊。本單元將引領觀眾理解這些宗教圖像所傳達的「西天梵相」特色。經板上的諸尊排列並非隨意裝飾，而是嚴格遵循密教儀軌，建構出結構嚴謹的「曼荼羅」壇城系統。
此單元將以經板圖像範例解析內護經板的圖像安排邏輯，如各類佛、菩薩、祖師等尊像的安排，乃至密教本尊與護法的配置。這些彩繪圖像融合西藏唐卡傳統與漢地繪畫技巧，對當時更傾向於圖像閱讀的蒙古貴族而言，這套「視覺化」藏經，直接展現彼時清廷確實掌握佛教信仰的神聖性內涵，其傳播效力甚至超越經典文本本身。
內護經板圖像的獨特性與珍稀性
《龍藏經》的圖像系統不僅是清初宮廷藝術的巔峰之作，它承前啟後，更確立一套具權威性與規範性的「皇家佛教圖像範本」。其建立的圖像範式與神祇組合，成為後續清宮一系列佛教藝術工程的母本與參照標準，其影響力貫穿整個清代。這包括康熙晚期刊印的《蒙古文甘珠爾》、乾隆朝仿製的《藏文甘珠爾》，乃至乾隆時期興建的「六品佛樓」（如梵華樓、寶相樓）中的佛像與唐卡佈局。
目前有關喜馬拉雅藝術研究中，最常被引用的圖像學文獻之一為《五百佛像集》（bris sku mthon ba don ldan），該圖集主要基於十七世紀覺囊派大師達惹那他（Tāranātha）所編纂的《本尊海成就法寶源》（yi dam rgya mtsho'i sgrub thabs rin chen 'byung gnas，簡稱《寶源百法》），以圖文對照的形式記錄各傳承的主要本尊。
《龍藏經》在兩大維度上超越《五百佛像集》。一是年代：《龍藏經》完成於康熙八年（1669年），其圖像繪製年代比十九世紀方集結成冊的《五百佛像集》早約兩百年，至今仍是現存傳世最早、且保存最為完整的佛經經板彩繪實體作品。其次是數量：相較於《五百佛像集》，《龍藏經》上下護經板完整收錄756尊彩繪圖像，即使扣除重複名稱後，亦有526尊，構建成更為龐大的神祇網絡。
《龍藏經》的護經板圖像也展現清初宮廷傾國力打造的極致工藝，非蒙藏地區一般寺院所能動員：圖像採用稀有天然礦物顏料，周圍龕門（清宮名為「歡門」）均飾以泥金，使畫作歷經三百餘年依然色澤沉穩且金碧輝煌。在藝術風格上，它展現「漢藏融合」的特色：神祇的姿態與法器嚴格遵循藏傳佛教的傳統規範，但在背景的祥雲、花卉及服飾褶皺處理上，融入清宮繪畫的漢式風格。除細緻的工筆彩繪外，經板諸尊像更鑲嵌各式珠寶作為嚴飾，如此華麗的工法，亦唯見於清宮。
掐絲琺瑯十相自在碟
故琺000829-000831
此件乾隆朝掐絲琺瑯碟，其盤心飾有「十相自在」圖案，與《龍藏經》上內護經板背面的「十相自在」相同。「十相自在」（rnam bcu dbang ldan，音譯「囊究旺丹」）指大乘佛教十地菩薩所證的「十自在」，分別是：壽自在、心自在、資具自在、業自在、受生自在、願自在、解自在、神力自在、法自在、智自在。
此圖案源自《時輪密續》（Kālacakra Tantra），是時輪金剛心咒「種子字」（bīja）的組合，囊括時輪宇宙觀的「外時輪」（宇宙）、「內時輪」（人體）與「別時輪」（密行）的三重體系。其圖形由十部分組成，包含七個梵文字母與三個頂部符號，以梵文蘭札體（Rañjanā script）垂直堆疊而成。七個梵文字母是ya、ra、va、la、ma、kṣa、ha，分別對應「風」大、「火」大、「水」大、「地」大、欲界、色界、無色界。三個頂部符號分別是「明點」（bindu）：圓點或日輪，象徵佛的「身金剛」或太陽；半月（ardhacandra）：弦月形，象徵佛的「語金剛」或月亮；那達（nāda）：頂端的蜷曲形火焰，象徵佛的「意金剛」及「空性」。
琺瑯蓮座十字杵
故雜000703
在藏傳佛教中，「十字金剛杵」（Viśvavajra；rdo rje rgya gram），又名「羯磨杵」或「交杵金剛」，是極具代表性的法器與圖案。它由兩個金剛杵以九十度角十字交叉結合而成。
「十字金剛杵」是北方不空成就佛的三昧耶形，不空成就佛代表「成所作智」，主宰一切事業的成就。此外，「十字金剛杵」也可對應五方佛壇城，是整個壇城的微縮象徵。在儀軌中，它也常被用作「封印」，例如在佛像裝藏完成後，底座的封底銅板上通常會錾刻「十字金剛杵」圖騰，象徵將佛像內部的神聖加持與諸佛法身牢固封存。《龍藏經》下內護經板背面的「十字金剛杵」圖案，應亦具此涵義。
清 金剛鈴杵
杵：長 14.1 cm
盒：高 22 cm、寬 16 cm
故雜712-713
此件金剛鈴杵分別置於皮盒內，盒內蓋可見墨書漢、滿、蒙、藏四體文字，說明法器曾經被第二世達賴喇嘛（1475-1542）、第三世達賴喇嘛（1543-1588）、與第五世達賴喇嘛（1617-1682）所持用，應係十八世紀時進入清宮的貢品。題籤末句的漢文有誤，應譯為：「乃具加持之再造噶瑪漢鈴」。「噶瑪漢鈴（karma gan dril）」指明永樂皇帝賜贈第五世噶瑪巴（Karma pa de bzhin gshegs pa, 1384-1415）而傳入藏區的鈴杵，其特徵是鈴面蓮瓣可見八個梵文種子字，藏區的「再造」則將梵文字體改鑄為藏文字體。
清 鑲銅脛骨號角
故雜001330-001331
在藏傳佛教的金剛乘無上瑜伽部儀軌中，脛骨號角（rkang gling, 音譯「岡林」），是極具視覺張力與深奧義理的密教法器，其核心意涵建立在密續對「死亡」、「無常」以及「空性」的轉化上。所吹奏出的音聲被描述為淒厲、刺耳，卻象徵「空悲不二」的法音。在儀軌語境中，此音能令世間邪神惡鬼心生恐懼而予以降伏；在更深層的修行層面，它震破的是修行者心內的「無明」與「妄念」。
在一些無上瑜珈部本尊或忿怒相護法（如大黑天）的造像中，可見尊像口含或手持此脛骨號角。這象徵其已超越輪迴，以大悲忿怒相降伏一切違緣。其身上配戴的「屍林法器」（如噶巴拉碗、骨瓔珞等），皆是宣告將死亡與不淨轉化為證悟的資糧。如此處配圖的「吉祥怙主」護法（dpal mgon, 秘密部Ka函下內護經板），即為「大黑天」護法的化身之一。
清 喀章嘎及幡帶
故雜001969
在金剛乘的儀軌法器中，「喀章嘎」（Khaṭvāṅga），亦譯為「天杖」或「骷髏杖」，是意涵深密且結構頗複雜的持物之一，也是蓮花生大士、勝樂金剛、金剛亥母等核心本尊與大成就者的標誌法器。在密教中並非單純的降魔武器，而是「大印（Mahāmudrā）」最高成就與「空樂不二」的具象化身。
「喀章嘎」頂部通常是三叉戟，象徵佛、法、僧三寶，或是代表摧毀三界煩惱，三叉戟的中央有時會裝飾一根半截金剛杵（院藏此件未具三叉戟，以金剛杵代表）。杖身其次則為串聯的三顆首級，分別對應「三身」成就：乾枯的骷髏象徵無相法身；腐爛的頭顱象徵圓滿相好的報身；剛斬下的首級象徵度化眾生的化身；此三首級也象徵將「貪、瞋、癡」三毒轉化為究竟智慧。首級之下，則是安立於一長壽甘露寶瓶上的十字金剛杵，寶瓶內盛滿不死甘露，象徵無死「持明成就」，並能滿足諸願。通常是在寶瓶與十字金剛杵的交界處，懸掛附屬配件，院藏此件所配署為一織金繙帶，帶緣飾有珍珠、珊瑚記捻和紅、藍寶石墜角。
--清宮佛緣--
《龍藏經》的修造並非清廷關於寫造佛典的偶然事件，而是皇室佛教信仰的具體縮影。本單元將視野擴大，展示完成《龍藏經》後，清宮陸續進行的佛典出版計畫。展出重點包括內容獨特的《諸品積咒經》、乾隆朝的《甘珠爾》泥金寫本，以及譯為滿文的《清文全藏經》。
這些文獻見證了清代帝王如何透過整理、翻譯與刊刻佛教經典，一方面造作自身的功德，另一方面試圖以佛教維繫滿、蒙、藏多民族間的信仰認同。這些法寶不僅是信仰的載體，更是清代盛世下，皇權與多元文化交織共融的歷史見證。清宮佛緣
乾隆甘珠爾
清 乾隆35年 (1770)
縱 28.4 cm；橫 75.7 cm
國寶
故藏000112-000113、000116
乾隆三十二年（1767）乾隆皇帝下旨由內府監理，約經三年完成此作。首函有〈乾隆三十五年七月二十五日御製甘珠爾大藏經文序〉，由序文可知此部《甘珠爾》乃為慶賀其母孝聖憲皇太后八十萬壽而製作。據內府檔案記載：此泥金寫本《甘珠爾》乃依康熙八年《龍藏經》內容騰錄，但尺寸則依當時存藏於中正殿西配殿之景泰七年（1456）泥金《甘珠爾》。經頁共三萬五千八百餘頁，由懋勤殿經咒館負責抄寫；內護經板及經簾由蘇州織造處製作；製作經衣與綑經帶的綢緞來自蘇州，由造辦處製作；內護經板上的繪像則由中正殿畫佛像喇嘛於造辦處完成。此部《甘珠爾》完成後，供奉於咸若館後的慈蔭樓中。本院典藏十二函，餘九十六函現存北京故宮。
清 諸品積咒經
國寶
故藏000025
《諸品積咒經》屬藏傳佛教「陀羅尼集」（gzungs bsdus）類別，本身並非單一經典，而是眾多文本的合集：匯集各類具護佑、除障、增福功能的「陀羅尼」（dhāraṇī）、大乘經典中含咒語的獨立章節、以及部分具伏藏性質的文本。此函係依覺囊（Jo nang）派祖師達惹那他（Tārānātha, 1575-1634）晚年所編版本而編寫，內容特徵是收入〈所願悉生〉（dkar chag dgos ‘dod kun ‘byung）內容目錄，將《文殊真實名經》（Mañjuśrīnāmasamgīti）列為首部，收入密咒陀羅尼及小部佛典共一百六十餘部。此版本《陀羅尼集》影響深遠，至今在藏傳佛教信仰地區仍不斷翻印流傳。
據藏文跋文，此函於康熙十三年（1674）七月以黑墨雕版印刷於特製厚紙經頁上，紙張尺寸與《龍藏經》相近，是目前世界上已知版框最大的藏文木刻本之一。編者屬名為拉結‧桑傑嘉參（lha rje sangs rgyas rgyal mtshan），「拉結」意為醫生，此人應即滿文檔案記載三位負責製作《龍藏經》的主事僧人中的「厄木齊喇嘛」（emuqi lama），「厄木齊」源自蒙語Emchi（醫生），此位擅長醫術的蒙古僧人曾多次奉使入藏，亦曾為康熙皇帝療病，深受內府重用。他圓寂於康熙十六年（1677），遺體安葬五台山。
全函以三層經布包裹，累疊經葉兩側彩繪八吉祥圖飾，經葉上下各兩塊外護經板及內護經板。上內護經板可見釋迦牟尼佛左下方繪手捧曼達盤及哈達之供養人，依其服飾與冠帽特徵，應即康熙皇帝。金剛持右下方繪有一位頂戴格魯派僧帽的藏僧，可能暗指此函編者拉結‧桑傑嘉參。
此宮廷版本雖亦如達惹那他原版一般，將所收經文由Ka編號至Pho，但部分經咒有所更動，也另加入一些格魯派祖師（如宗喀巴、第一世達賴喇嘛）的讚頌作品。
清文全藏經
縱 25 cm；橫 73 cm
國寶
故藏000123、000142
《清文全藏經》全名為《御製清文繙譯全藏經》，依滿文標題應譯為《滿文翻譯大甘珠爾經》（manju hergen i ubaliyabuha amba g’anjur nomun），現通稱《滿文大藏經》。
乾隆三十七年（1772），鑑於蒙、藏、漢三族文字之藏經皆已刊行，獨闕滿文，因此乾隆皇帝敦請第三世章嘉呼圖克圖若必多傑（lcang skya rol pa’i rdo rje, 1716-1786）主其事，於內務府譯經處開「清字經館」，設西華門內。並派皇子、大臣及通曉滿文、蒙古文、藏文之譯者，共計96人參予，以漢文藏經為本，比對蒙藏文《甘珠爾》加以繙譯編修，乾隆五十五年（1790）譯畢，收佛典699部。同年十二月，清字經館遇火災，部分經版和刊刻完成的經卷被毀，後經重新雕版，至乾隆五十九年（1794）始全部告峻。共一百零八函，採雙面朱印，初刷十二套，現僅存兩套：一套存拉薩布達拉宮的三界殿（sa gsum lha khang, 缺一函）；另一套則分藏兩岸故宮：本院收有三十二函，餘七十六函存北京故宮。內府原刻的四萬餘塊經版及佛像圖版現仍完好藏於北京故宮。
《清文全藏經》內容以大小乘佛經為主，密續經典收錄較少，與蒙藏《甘珠爾》的內容有異。裝幀形制亦採梵篋形式：經葉居中，自內而外，分別覆以上下內護經板、內經衣、哈達、上下外護經板、外經衣、捆經帶，以及棉布被袱。外護經版為木質，朱漆描金刻繪八吉祥圖案及梵文咒字；內護經板為木質外包金黃色織錦面製成，上覆三層彩繡經簾；上內護經板版面上有金砌滿文禮敬語，左右兩尊彩繪佛菩薩；下內護經板則是四尊彩繪護法尊像。
八吉祥包括法輪、海螺、寶傘、勝幢、蓮花、寶瓶、雙魚、無盡結；亦有簡稱單名為輪、螺、傘、蓋、花、瓶、魚、結。其圖案可分別繪出，亦可合繪。在合繪一體的藏式圖像中，一般只繪出蓮、結、魚、傘、蓋、輪及螺這七項，合繪為一寶瓶形貌。
清 嵌玻璃銅鎏金八吉祥
中銅002109-002116
八吉祥
佛傳中記載：釋迦牟尼佛在成佛後，梵天及帝釋分別供養千幅金輪及左旋白螺請佛說法，地神則獻上甘露寶瓶。在早期印度佛教藝術中，此類圖案多出現於釋尊悟道成佛的相關圖像中。八吉祥隨後又被賦予更豐富的意涵，引申為佛陀身相的代表：寶傘表佛首、雙魚表佛眼、蓮花表佛舌、海螺表佛語、寶瓶表佛頸、勝幢表佛身、法輪表佛足、無盡結表佛意。而八吉祥也普遍作為供養的象徵，在藏傳佛教藝術中，有八供養天女分持八吉祥的表現形式（如《龍藏經》Tshu函與Dzu函的下內護經板所示）。
在漢傳佛教文化中，約至明代即已確立其與藏區有異的漢地風格（如本展第三單元展出的永樂十六年《入楞伽經》），在雕刻及織錦圖案中常見此類八吉祥裝飾，範圍已不限於佛教用品，泛見於繪畫、絲綢、瓷器、漆器，甚至婦女梳妝盒或頭飾。
八吉祥包括法輪、海螺、寶傘、勝幢、蓮花、寶瓶、雙魚、無盡結；亦有簡稱單名為輪、螺、傘、蓋、花、瓶、魚、結。其圖案可分別繪出，亦可合繪。在合繪一體的藏式圖像中，一般只繪出蓮、結、魚、傘、蓋、輪及螺這七項，合繪為一寶瓶形貌。
本特展中，《龍藏經》、《諸品積咒經》、《乾隆甘珠爾》、《清文全藏經》經函累疊經葉的兩側均可見繪有清宮獨特的八吉祥圖飾。
《龍藏經》能量超強？有人看完起雞皮疙瘩、莫名想哭！極盡奢華的手抄經文看一眼得七世福報？！-Jul 21, 20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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